如果是在刚移植不久，则应加上对未来的预测。

即使是英美法系国家，也有不少立法界定公共利益。因为高度垄断的市场，并不是真正完备的市场。

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29]。两种立场之间并不存在调和的可能。二者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毋宁说，立法界定公共利益之后，仍需程序性安排做必要的补充。其三，由于公益和私益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而法律界分公益和私益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所以，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国家机关将私益转化为公益。香港是弹丸之地，人口密度极高，土地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十分类似于单边垄断的情形。

第六，英美法系的历史表明，在所有的法律渊源中，制定法的地位并不高，远远不如判例法。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打破垄断。而公共利益之公的内容则包罗万象，土地所有权只是实现其内容的手段而已。

第二，由于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更多的利益，所以一切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都是公共利益。目标一旦定在高处，要降下来就难乎其难。即使有，也主要是留下了批评立法的空间。第一，来自分析法学派对法理学和立法学划分的启示。

另一方面，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如果立法者想要在法律目的之外，另行图谋某种不为人知或难以启齿的其他目的，则是对法律本身缺乏应有的尊重，是完全有悖于法治精神的。第六，气象、海洋状况、洪水及其他类似现象的观测设施或用于通报的设施。

阿罗运用数理逻辑方法成功地论证了不可能性定理：完善的民主制度、完美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据以上分析，立法者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在法律中界定公共利益十分必要。相对而言，更具体则更可感，更可感则更容易辨识。博弈论所揭示的囚徒困境，更是形象生动地表明了个体理性很可能会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所以，争论往往以第三个问题为中心、围绕立法论而展开，主要分成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派。其三，在国家利益与公益团体利益中，应严格排除财政经济利益。我们也不承认个人利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社会需要宽容地对待学者在研究中所犯的无心之失，不要苛求所谓的专家责任。

2、关于不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推论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并行关系。有无转换的必要取决于哪一种冲突更方便、更容易地进行利益衡量。

三、公共利益有予以界定的必要既然立法者应作必要的价值判断，那么，在要不要界定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上，立法者应作怎样的价值判断，判断的结果到底如何，值得探究。所以，不能简单地以美国联邦国会立法没有界定公共利益，就认为我国立法同样不必界定公共利益。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可能确实没有共同体主义那样古老。立法机关决议的内容越宽泛，行政活动的自由度越大。通过关联概念，特别是通过探讨关联概念与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增强不确定概念的确定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判断，原因是多方面的。（二）对两种典型立场的分析评论第一，两种立场各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历史背景。（四）公益外征收的立法例及其评析香港在传统的公益征收之外，还存在所谓的强制售卖制度。

第三，从认识论上看，个人利益容易认识，而公共利益难以认识。表面上看，行政机关以公共利益之名征收农村土地，大量的土地级差收益转化为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当权者个人不见得能从中得到直接的物质利益，似乎没有违背公权无私益的理念。

个人权利与个人意识高扬的一个副作用是，个人日益原子化。无论古今，也无论中外，我们都能够找到各自的著名代表与经典言论。

已经存在的、为社会所认可的个人利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公法（行政法）中也不乏对私权的规范，尤其是限制私权的规范。

在前人的探索中，我们首先应该关注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共同体主义的立场和个人主义的立场。揭示其基本内核，可以增强概念的确定性。（四）进一步的推论1、关于公私益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推论公益和私益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公益和私益是完全一致的。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多数人认为绝对正义既不可能认识、也不可能实现，有关正义论的研究陷入低谷，部分学者转而持相对正义的主张（如凯尔森），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从实质正义转向形式正义（如佩雷尔曼）或程序正义（如哈贝马斯）。

根据边沁的立法学，价值判断不是被排除了，而是更明确了。所以，在科学研究中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并不表明进行价值判断就是合理、应该的。

公共利益作为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即意味着它完全不可界定呢？这需要进一步分析。韦伯将一切都清除了，我们则要捡回一些东西。

石油、天然气、煤气管道设施。当某种公共利益的存在危及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公共利益时，就有必要舍弃此种公共利益，维护另一种公共利益。

因此，上述公共利益概念可以稍作修改：公共利益是指超越个人利益之上，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所享有的利益，或者经宪法或经正当法律程序确定的国家目的及公益团体目的。第一种，共同体主义的立场。议员有条件了解选民的意志和利益，也有义务了解并表达选民的意志和利益，不同的意志和利益通过议员在代议机关碰撞、冲突、折冲、权衡，最终调和而成的价值判断基本上能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但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尤其是其中可能触及既得利益者的部分，更是阻力重重。

这就意味着，有关行政机关对于公共利益事业本身，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包含价值选择的概念，具有主观色彩。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包括科学家）的认识能力（以及控制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所能取得的真理通常仅仅是阶段性的或者相对性的，一旦想到那些有局限的、包含某些谬误在内或者作用不明的研究结果可能成为政策决定的基础，或者可能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产生一些无法控制的灾难性后果，科学研究人员真的可以不考虑其研究的后果与价值吗？真的敢于不管不顾地打开那只潘多拉的盒子吗？生物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表明，即使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也不可能避免价值判断。其二，在现代国家，国家目的与公益团体目的一般都要经过宪法或正当法律程序确定。

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两个较为简便（但也较为粗糙）的方法判断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属性。共同体成员人数有变化，公共利益的作用范围就有变化，但公共利益的质和量却没有变化。